央企高管从政潮成未来改革障碍0塑料蝶阀

央企高管从政潮成未来改革障碍

尽管外界对于国企改革的争议不少，但在争议声中，国资改革走过十年。十年间国资委经历了两任主任——李荣融和王勇，前者主导“做大”，后者强调“做强”。

国企在过去十年中的“强大”不仅表现为“成功脱困”，诸多国企领导人成为地方大员或部委高官。社会担心，这将为未来的改革设置障碍。

原地踏步

王勇接掌国资委后，“做强”被优先放到了“做大”之前。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李荣融成为国资委第一位主任。

而早在2002 年年底，李荣融在题为《13年来国企改革和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报告中即称：“国有企业改革20多年来，能改、改好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7年多的任期内，李荣融积极推进央企整合，并全力在央企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央企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进行制衡试点，也被李荣融称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

但笃信“国企强则国强”的李荣融也颇引争议——央企规模固然越做越大，但“大而不强”及2009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引发的大规模“国进民退”，都将其推向风口浪尖。

在此背景下，王勇2010年8月接掌国资委后，将李荣融的政策微调，“做强”被优先放到了“做大”之前。

此外，王勇最大的考验就是继续推进前任未竟的央企“三会分离”。所谓“三会”，是指央企的董事会、总经理会、党委会，囿于原有体制，央企的所有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一直职能不清、边界模糊、一套人马多个牌子，也因此，尽管李荣融对国企董事会改革许下了“三年之约”，即在到2007年的3年内，使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和适合建立董事会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都建立和完善董事会，但事实上，直到李荣融退休前的2010年6月，实施董事会试点的央企也仅有32家。

2008年年底，国资委下发文件，拟将央企经营层高管人事任免权下放到董事会，只保留53家特大央企由中组部和国资委来任命。但实际操作中，一方面，53家特大央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仍由中央任命、中组部考核、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协助工作，副职由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考核和任命；另一方面，53家以外的央企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领导班子成员，直接由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考核和任命。

国资“戏重”

央企高管从政潮引发了“政府行为企业化”担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央企尽管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举步维艰，但央企高管从政潮却一浪高过一浪。

新近一个案例是，2012年7月，还不到44岁的谭作钧，自中国船舶(21.60,0.08,0.37%)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任上，调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谭作钧也成为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自2007年年底开始，中国一汽董事长竺延风任吉林省副省长(后当选吉林省常务副省长)，长城电脑(3.26,0.01,0.31%)掌舵人陈肇雄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华能董事长李小鹏任山西省副省长(现为山西省省长)，太钢不锈(3.42,0.04,1.18%)钢董事长陈川平任山西省副省长(现为太原市委书记)，中国铝业(4.42,-0.14,-3.07%)董事长肖亚庆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1年，中国石油(8.92,0.05,0.56%)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苏树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现为福建省省长)。

这与此前卫留成自中海油“空降”海南、郭声琨自中国铝业“直投”广西、苗圩自东风汽车(2.99,-0.01,-0.33%)公司总经理转武汉市、湖北省任职再至工信部、艾宝俊由宝钢调任上海市副市长等“一脉相承”。

赞成的声音认为，央企高管履新地方大员并不意外，因为早在2006年8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已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而2006年1月，中央组织部在大连设立中国高级经理学院，更为这种“政企互动”增添了润滑通道。作为国内第一家专门培训国企、金融行业高管的干部院校，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是中国高级干部培养的6所院校(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延安、井冈山干部学院及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一校五院”)之一。

反对者则对这种从政潮可能形成的“政府行为企业化”表示了担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撰文称，国企高管尤其是央企负责人本身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在各地方政府热衷与央企对接、上大项目的背景下，地方欢迎央企高管空降，确实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像卫留成为海南带去了中海油的大项目、郭声琨为广西带去了中铝的大项目；但高管从政也应避免企业经营惯性思维，防范政府行为企业化而与民争利。

改革变数

央企高管从政事实上为后续的政府改革设置了很多障碍。

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国企红利缴存比例过低，还是垄断地位突出、国企职工个人收入改革等核心议题，国企的表现都很难让人乐观。

3月10日，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召开，王勇表示，今年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并表示“要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这样的提法无疑是对国企深化改革寄予厚望的公众当头浇了一瓢冷水。毕竟，早在十年前，国资委成立之时，“啃硬骨头”就已是关键词；十年之后，顶层设计思路仍然不清，甚至还要摸石头过河，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缺乏推进魄力、改变既得利益难以破冰。

“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因此能够回避在机构改革之外，这本来已经不合理。央企高管从政虽然可能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决策效率，但公务员考试有门槛，国企招聘却没有门槛，因此，央企高管从政客观上也为特权阶层从政打开了‘口子’。此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监管、公共服务等，主要不是搞投资，所以高管从政事实上为后续的政府改革设置了很多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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